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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卫体系改革启程,大疾控局方案酝酿中

公卫体系改革启程,大疾控局方案酝酿中
财新网

(记者 赵今朝)新冠疫情加快、加大了尚在酝酿中的疾控系统改革的步伐,如何理清行政部门与技术部门的关系是讨论焦点之一。财新记者多方了解到,组建“大疾控局”的思路已在酝酿之中,但方案仍未尘埃落定。

相关知情人士透露,国家若组建“大疾控局“,不排除重组卫生行政部门内公卫相关司局、应急办以及中国疾控中心的可能,最终框架尚待反复权衡和讨论。

11月,国家卫健委领导层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首次人员变动,52岁的北京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升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多名人士透露,这一任职与疾控体系酝酿中的改革有关。

目前,卫健委旗下与公卫职能相关的部门包括机关职能单位的疾控局、卫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直属事业单位中国疾控中心等。

根据2018年公布的国家卫健委三定方案,国家卫健委设主任一名,副主任四名。雷海潮到任后,目前国家卫健委领导层为“一正五副”。主任为马晓伟,副主任还有王贺胜(兼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卫健委党组书记)、李斌、曾益新(兼任中央保健委副主任),驻委纪检监察组长马奔,副主任于学军,党组成员王建军、余艳红(兼任国家中医药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国家卫健委官网显示,雷海潮负责基层卫生健康、卫生应急、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等方面工作,疾病预防控制仍由李斌分管。

疾控部门是公共卫生防线的中坚力量,现设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四级,又分为行政和事业两部分。

各级卫健委内设疾控管理机构。国家卫健委疾控局是现有公卫体系中行政部分的“重头“机构,主要负责拟定疾病防治规划、免疫规划以及公共卫生问题干预措施并组织实施,完善疾控体系,承担疫情信息发布的工作,下设综合处、监测评价处、传染病防控处、免疫规划处、艾滋病防控处、结核病防控处、寄生虫病与地方病防控处、慢性病与营养管理处、精神卫生处、环境健康处等十个分支。

除此以外,部分疾控行政职能分散在应急、医政医管部门。如卫健委医政医管局便下设公共卫生医疗管理处;基层卫生健康司下设基本公共卫生处等。而应急办的职责为承担卫生应急和紧急医学救援工作,组织编制专项预案,承担预案演练的组织实施和指导监督工作;指导卫生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信息。

国家疾控中心是卫健委直属事业单位,和各级疾控中心并非垂直管理。四级疾控中心体系的建立有两个关键步骤。2001年4月原卫生部办公厅下发《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划出原省市县卫生防疫站卫生执法、监督等功能,集中卫生事业单位的疾控、公卫技术管理和服务职能,增加预防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等功能,更名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于《指导意见》中提出建立国家级疾控预防控制机构的背景,后一步为2002年初整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中国农村改水技术中心,正式组建成立了中国疾控中心。

地方疾控中心的行政管辖权属于地方政府。基本职责包括七项,分别为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疫情及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理、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干预、实验室检测检验与评价、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工作任务和项目内容各级略有区分。上级疾控中心对下级疾控中心主要进行业务指导。

据悉,早在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发前,已经有一版疾控改革方案初具雏形,内容仅限于“小修小补”,并未触及制度根本。经新冠一“疫”后,公共卫生界希望能有一次更为彻底的反思。

5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对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提出12字总体要求,即“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并提到要理顺医药卫生体制,优化完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设置,强化行政管理职能,落实监督监管责任,健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疾控体系如何重塑在新冠疫情暴发伊始和今年两会期间引发热议。出任过中国疾控中心首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就曾公开建议,应在卫生健康委之外设立疾病预防控制局,以此为核心的新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体系,应具有独立决策权、发展规划权。但“另起炉灶”重建声音一出,备受质疑,反对方认为这会进一步削弱卫生行政部门实力,并扩大医疗和公卫之间的裂缝。

内部重组是另一种思路。全国政协委员、原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副战区职)岑旭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可考虑将各级卫健委疾控管理部门与疾控中心合并,组建具有行政权、自主权的疾控行政管理机构,或参照专业性的行政管理机构,赋予疾控中心一定的疫情信息发布权力和参与疫情防控决策的职能,增加专业人员话语权。也有部分专家持有更为谨慎改革态度,认为在维持基本现状的基础上,可增加疾控机构部分职能,同时疫情信息公布上为其“留一条缝”。

新冠疫情暴发后,不仅是中国,美国、英国,乃至全球都在反思现有的公共卫生体系。以美国为例,其公共卫生应急、医疗救治以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曾受到公卫界的高度评价,但是在此次“大考”中,体系未产生太大作用。北京大学常务副院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曾撰文分析,认为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一定要与国家应急体系以及国家治理体系高度融合,才能发挥作用。

作为现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两会上发言称行政权不是疾控改革的关键,但其强调赋予疾控机构在专业事务领域的决定权,减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疾控机构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探索建立直接向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公共卫生工作和进行重要事项报告的机制,经政府授权后可以直接发布疫情信息。今年11月,高福再次提及疾控改革,并强调,制度建设还是要依靠科学、依靠专业,“行政决策和专业建议一定要分开”。

有公卫界人士提到,疾控系统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原期待在12月底前公布,但目前仍有不同意见,最终方案未敲定。

雷海潮的调任被认为与北京防疫的表现有关。今年的新冠疫情早期逐步得到控制后,北京6月中又暴发新发地疫情。从6月11号发生,到7月5号清零,一个月之内得到控制,北京的部署受到好评。雷海潮当时即为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医疗保障组副组长。据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分析,北京抗疫工作的特点在于,当地一例病人发生之后,流行病学调查完成及时,从首例病例发现到源头的锁定,前后只有不到24小时。同时,北京并未进行类似武汉的全民核酸检测,而是采取精准防控思路,快速划分高中低风险地区,也并未绝对限制人员出京,仅对密切接触者和去过高风险地方者严格控制,用大数据方式锁定行程。就患者的治疗而言,主要集中在地坛医院,未出现一例死亡,体现了很强的疫情应对能力。

今年9月,当时还在任北京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的雷海潮曾在接受《健康报》专访谈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的话题。具体到疾控系统体制改革,雷海潮认为,要理顺系统内的管理和业务技术关系。他列举了北京市的改革思路:即加强市、区二级机构的协同高效,强化管理关系,同时加强公共卫生与临床医疗之间的业务融合,医生到疾控机构锻炼,公卫人员到医院学习,培养既懂公共卫生又懂临床医疗的专业人才。

此外,财新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官网获悉,中心领导班子成员有所变化。2020年8月至今,中国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由卢江担任,李新华不再担任此职。2016年2月至2020年8月,卢江曾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是国家卫健委直属的公共卫生事业单位,刚升任的雷海潮现为该中心的分管领导。目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一职空缺,由中心副主任王竹天支持工作,另有副主任李宁和纪委书记王永挺。

严俊担任中国疾控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1989年5至2020年9月就职于卫生部(卫计委、卫健委),从2013年开始在卫健委疾控局寄生虫病和地方病防控处任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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